有句话说，同样是夺位，和明成祖朱棣，谁的名声更好？答案恐怕不用说也明白了。可这其中缘由配资加杠杆，究竟在哪儿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先说玄武门之变那会儿。拂晓时分，李世民带着几百精兵，直捣宫门。李建成、李元吉还没回过神来，便被乱刀砍下马来。整个过程，只持续了一天。没有打乱长安百姓的日常，没有牵涉村里的老百姓。事后，李世民只杀了建成、元吉兄弟及其亲信，满朝上下其余人一律赦免。太子府里那些参战的将领，大多投向了李世民麾下，比如魏征、冯立、谢叔方、薛万彻……一个个后来都成了唐朝的栋梁之才。玄武门之变，伤亡最大的也不过百来人，且皆是皇室近臣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也没有无辜。
再看靖难之役。朱棣打了三年大仗，损兵折将数十万，上千战死，连带边民饥荒、赋税沉重，死伤人数更是玄武门之变几十倍。战后，他又展开大搜捕，方孝孺十族几乎被灭光，齐泰、黄子澄、练子宁、陈迪等人先后被斩首，练氏全族151人死光，371人流放，方家873人罹难。就连方孝孺写的书，也被列为禁书，搬到前面，怒气冲冲地烧了个干干净净。朱棣越是要巩固江山，手段就越残忍。想想这么多书生、文人、老臣就这样没了，人心能不惶惶？
这便是第一点：李世民的夺位，快且干净；朱棣则是旷日持久，血雨腥风。对百姓的影响，截然两样。李世民的江山，他自己立下的军功汗马功劳占了一半以上，陇右、河东、高昌、北突厥、西南吐谷浑，甚至高句丽都差点灭掉，丝绸之路重开，内外边患一扫而空。李世民的军功，是赤膊上阵，亲自冲锋；朱棣呢？最多派航船去安南，或者五次北伐蒙古，最后连个战略性胜利都没取得，蒙古依旧在漠北虎视眈眈。可见第二点：对外开疆拓土，李世民功绩比朱棣大上几十倍，名声自然高一点。
至于第三点，更是压倒一切的性格差异。李世民近乎圣人般纳谏。魏征那是原来太子府的人，一度随李建成干将军。玄武门后，魏征脸不红心不跳，带着奏章直进谏堂：“陛下若不行此策，恐大唐难以长治。”李世民从容端坐听完，轻声道：“好，照你说的去做。”一次两次，还能忍；几十次上门劝谏，李世民还是那副笑脸：“魏公言之有理。”苏轼后来都说，太宗之从谏，近乎圣人。
而朱棣，一言堂开到极致。方孝孺不愿助他造反，他就立刻怀恨在心；建文遗臣举茶叹息，他就问东厂：“谁是铸反心？给我揪出来！”锦衣卫、东厂、南厂，一个接一个升起来，天下百姓和文官心里都冷飕飕的。有位进士在京城路边听到盗贼说：“皇上不听忠言，却专听阉党话。”回家一禀报，第二天就被抓去问话，打到爪痕铁面。朱棣治下，要么唯命是从，要么家破人亡。长此以往，谁敢在朝堂上直谏？再加上他大建北京宫殿、迁都燕京，一句“扬威海外”掩盖不了朝中人心惶惶的事实。
要问唐太宗李世民和朱棣，孰优孰劣？不妨想想：一个是清晨的一刀切，一个是拖三年血雨；一个是屠戮兄弟却赦免群臣，一个是屠戮群臣不留余地；一个是与魏征论天下，一个是用东厂镇百官。谁的名声更好？不言而喻。
你要是还觉得这只是张嘴说说，那咱再想想历史评价。欧阳修把李世民比作汤武之际，把贞观之治比作康雍之治；司马光直呼他“文武之才，高出前古”；苏轼更说：“太宗近乎圣人，功过未见于杀人。”至于朱棣？梁启超虽赏他“雄才大略”，可白寿彝立刻接一句：“好大喜功，外交误国”；吕思勉也来了句：“明朝政治败坏，实始于成祖，因刑酷宦官遂肆。”这声音，响亮得很。
有人或许会问：他俩都是篡位的，凭啥李世民就能成为千古忠君，朱棣就净背骂名？如今咱们提这事，只想说，历史的天平，永远倾向于那些既能夺位，又能安民，且能虚心纳谏的君主。而李世民正是这样的人。看似夺了位，却给天下百姓送来了贞观清平；而朱棣夺了位，却让大明子民活在东厂、西厂的阴影里。差距，就在这其中。信息来源：《资治通鉴》；《中国通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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